每一次舆情都是催肥利维坦的饲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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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灏泽异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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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最大的幼稚就是,一边要求中国政府全面向西方发达社会看齐,在每个细分领域提供精细的管理与无微不至的服务,一边又认为西方政府是小政府,对那套“自由小政府”的理念推崇备至。

一个能规定超市售卖的水果尺寸和外观的政府,怎么可能是小政府?一个政府收入的GDP占比超过30%,甚至德法都接近50%的政府,怎么可能是小政府。

不管是政府职能范围,还是政府资源汲取的比例,发达国家都不可能是小政府。

 

而每年间歇性发作的网络舆情,这些主要由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推动的网络舆情,都在把中国推向大政府,以及更大的政府。

因为这些城市中产阶级的诉求永远是:既要、又要、还要。他们只在需要缴税和被政府限制的时候,渴望理想的“小政府”,在绝大多数需要服务的领域,希望全国都向上海的标准看齐,向西方社会各领域的高标准看齐。

 

但他们不会说自己渴望大政府,他们害怕大政府,他们说要“进步”。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道德表演,将不断扩大政府的职能,增加政府的支出,这些支出最终都会落到他们头上,他们可能还会考虑2秒钟。但在群体性癔症中,这些城市小资精打细算的本能,都变成了稀有之物。

 

而政府支出最大的问题就是,它的扩大是不可逆的。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,也是不可逆的。

每一笔政府支出,都会养出一个产业链,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”,这些漕工都会成为利益集团,在合适的历史时机,他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但过了特定历史窗口,他们就成了食利阶层,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。所以这些支出是刚性的,一旦形成,就很难裁减。

 

政府部门的扩大也一样,中国公务员的工资虽然不高,但工资不高是以“铁碗碗”兜底的承诺来平衡的。这个承诺虽然未公开,但事实上是被社会认可的,并且实际中执行的。即便是面临极端财政难题的政府,都很难像企业一样自由裁员。

 

这种稳定可能是政治的必需,如果缺乏了这根定海神针,很可能会助长公务员群体的行为短期化,而短期化行为对政治来说,很可能致命的。

被自由主义洗脑的民主政治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,减税已经成为政治正确,所有政治领导人一上台就提减税,却没有哪个政治领导敢提减支。因为每一笔政府支出背后,都有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”,都已经豢养了一串利益集团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表演爱心的企业家,也特别喜欢跟着西方鹦鹉学舌:减税,减税,谁不爱听呢?

只减税,不减支,美国的政府支出已经增加到了GDP的50%,而政府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26%,每年国债利息支出占到了财政收入的8%,高达5600亿美元。全世界都在猜,美国财政泡泡何时破,危机何时到来。

 

哪个王朝不是毁于财政危机呢?

125万禁军,拖垮了赵宋的财政。15万的宗室,消耗了朱明一半的财政支出。美国所谓的军工复合体,何尝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“百万漕工”。

减税容易增税难,增支容易减支难,正是因为这种支出与政府规模的刚性,形成了王朝难以打破的周期。

 

所以,我非常警惕网络民意不断催促政府花钱。每年医保预算的时候,就有各种罕见病、天价药的新闻出来,患者与医药公司,都希望天价药纳入医保。而游说形式是多种多样的,防不胜防。套路基本都是,聚焦微观个体的悲惨故事,博取大众广泛的同情,最后舆论压力下医保官员松松手,一笔支出又形成了。

 

《我不是药神》这部电影很好,但这种题材并不值得提倡,因为任何一个遭遇疾病的微观个体都是悲惨的,尿毒症与罕见病患者,谁比谁更惨?救了A,就救不了B,究竟救谁,这应该是一个专业上的问题,是成本与功效的权衡。而缺乏数据的大众,并没有评估这种问题的能力,他们有的只是被人撩拨起来的共情。

 

不断向大政府迈进,不可逆,也难以阻挡。

实际上,我的观点一直是,现代化就是政府的触角不断伸向社会末端的过程,从封建式的加盟到帝国的直营,中国政治早熟,让中国具备了领先西方的现代性。同时,中国革命更是打破了“皇权不下县”的帝国传统,让新中国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动员与汲取能力,成为实现工业化的前提。

 

但,政府一定有它的最佳规模的上限,而这种规模上限取决于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。

多层级的官僚政治有高效率的一面,也有颟顸僵硬的一面。而僵硬是高效的代价。粗暴的一刀切是为了追求效率不得已而为之。

 

而很多微观个体,很可能就在笨重的利维坦翻翻身,挥一挥手,摇一摇尾巴时,被压成齑粉,所谓时砂人山,对个人的被动与微小,必须有足够的认知。因为它调整反应的速度太慢,每天处理天量的信息,信息传递链太长,反应时间也太长。

 

清官难断家务事,这是明显的小政府的思维,而“先进”的,见过世面的城市中产阶级已经在不断呼吁,政府的触角伸向家庭,积极规范夫妻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。他们叫嚣着某些人不配为人父母,需要剥夺抚养权,也希望国家来主持夫妻之间的正义。

 

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很好地处理家庭微妙而复杂的关系,为什么会对僵硬的法律与颟顸的官僚有信心?

每一次网络舆情,都在推动政府担负起更多的责任。西安地铁事件,很多人说“保安没有执法权”,以后是不是每个地铁站都要配民警?徐州之后,获得暂时平衡的家庭很可能会被拆散,精神病人的管理很可能会更加严格。

 

增加政府支出,扩大政府规模是必然的。但被强制进入精神病院的人,是否就一定会比在家庭中更好?

精神病院的罪恶只是你看不到而已,那是一种比监牢更秘而不宣的人类角落。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家再也不看不到这些可怜人了。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善心,也仅止于此:眼不见为净。

 

在舆情的浩歌狂热中,我希望提醒她们未来将面临的问题,不要在被利维坦的指甲不小心割伤的时候,再来哭诉,因为一部分人注定会“被精神病院”。一个多层级、不同的素质、不同观念的人组成的官僚系统做事,注定难以实现柔性的、精准的、每一个个案都让人满意的操作,注定会有人成为这种无法克服的系统性缺陷的牺牲品。

 

家庭的缺陷为他们所熟识,所以他们积极反婚反育。他们对家庭之外的自由世界怀有憧憬,也仅仅是没有被毒打。

如何克服大型组织必须用僵硬颟顸来交换效率的官僚主义缺陷,实际上我党有很多非常值得称道的尝试,那就是真正地重拾初心,凡事讲政治,以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做事,以对冲法条和官僚系统的僵硬。任何时候,都不要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

 

但自由主义法治思维,把政府预设为需要警惕、制衡的恶,“讲政治”,凸显个人能动性,诉诸党性良知,让法条更柔性,明显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不正确。

“从长远来看,我们都是要死的”,一个看多了历史,见过太多兴亡更替的中国人,会对这种悲观的宿命论很容易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我只是希望利维坦那不可阻挡,也不可逆的发胖、熵增进程,可以慢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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